钟志邦：政教分离是个神话？

本书作者钟志邦教授以问号的方式带出主题，其实是个反问句，从他所叙述的种种例子中得出政教分离是个最佳的方案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笔者在此复述其论点并给予一些评论。
首先，笔者认为政教分离必须视其地理文化而定，有些国家可以很确切地将政与教分离并实施出其果效；相反，在某些以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当权的国家则很难将政与教分隔。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神学和宗教生活上是比较“整体性”的（holistic）。那就是说，宗教信仰整体性包括了信徒思想，生活与行为的方方面面。信徒的政治与社会观和行为，可说是与他的宗教信仰成为“一体”，或是他的信仰的向外引申和表达。如此看来，政教分离对这样的群体来说有一定的难度。说来容易，但实际实施的话就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及挑战。
从所阅读的资料中得知，作者尝试以几个国家作为例子来探讨政教分离的课题，看到成功和失败的例子，笔者要从这观点去探讨成功或失败的原因。
景教在唐代的中国衰灭的根本原因，在于它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，因此，本身的命运也随着改朝换代而改变。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政与教合一时将带来的危机。第二，看看天主教的利玛窦又如何？他以接触政治高层及士大夫阶级为主，成为他在京城的“后盾”。原本要将福音带入中国，入京后才发觉中国“祭祖”文化与基督教的教导有所冲突，而做出了“适应”的策略。不过，真正实行起来就有一定的风险，或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因为一旦适应过度，将会导致所传播的“道”，失去了其核心或基要的特性或信息。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。但是，对于这样的局势，适当的调整也是必须的。“礼仪之争”让笔者反思了几个问题，尤其是在尝试在国外传福音之际，所采取的行动及策略也要很小心。当教会为了向外传福音之际，有些就以品格塑造为桥梁，若是信誓旦旦地表明这与宗教无关，则会让后来的工作（收割）难以实施。因为父母亲一直都认为这与宗教信仰无关，那已经失去了原本举办品格塑造班的真正目的。
扯远了，回到政治与宗教的课题上，当“政”权是在“教”权之上时，“主权”就变成了一种问题。因为两者之间有利益互惠的关系，也互相依赖，很明显政治可以操控宗教的自由度。那么，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争执。政教掺杂后的境况是，宗教还能纯粹地持守自己的立场吗？这是笔者认为政教合一的危机。反观，若是政教分离，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例子，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是一个因素，夹在印尼和马来西亚，两者皆以伊斯兰教徒居多的国家之间，其治国必须非常谨慎，新加坡采取的政教分离制度很值得参考。这维持了各宗教之间在新加坡的“和谐”。将宗教和政治划清界限，防止和禁止宗教介入政治的领域。
马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？由于政治与宗教挂钩，以至于忽略了其他弱势群体及宗教，顾名思义是宗教自由，在某些群体宗教自由却是名存实亡的。而“政”与“教”的关联及依附，导致政教分离在马国几乎成了神话。这是笔者反思的结果。若是政教分离，除非有好的策略，例如：韩国的“民众神学”及新加坡的“维持宗教和谐法案”，马国是否也需要根据本身的情况制定一个可以让大家遵循的法案呢？顾及群体性的利益而非特定群体，并将宗教与政治分隔，这不是纸上谈兵而已，盼望有一天真的可以实现。